第62—&m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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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说实在的，即使你母亲给我明显特征，我也无法确认谁就是你父亲老a，因为会议时间那么短，我本没在意谁是谁，谁和谁有什么区别。

不过我一直想，那位预先在洗澡堂等我们的那位"眼镜"——就是后来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就是飞身扯灭电灯的那位"眼镜"——就是让我从他裆下逃生的那位"眼镜"，也许就是你父亲老a。

就算是他吧，可我也没在意他长啥样，只模模糊糊觉得好像个头有些魁梧，穿的是条当时很时髦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浅灰呢子——因为我从他裆下钻过，所以单单记住了子的特征。

这说来简直是个笑话，一个我那么敬仰、那么想认识的人，而且也给了我认识机会，而我却只记住了他穿的一条子的颜和样子。

啊，人生就是这样，差错的，充遗憾。

人的一辈子总有遗憾，和你父亲同在一屋而没有认识他，这无疑是我今生今世的一大遗憾。

据你母亲说，她和你父亲是在一艘开赴法国的海轮上认识的，时间是在1939年或者1940年天，我记不大清楚了。

那时候，你父亲已是个很出名的影星，三十来岁，你母亲刚二十岁出头，在美国留学。

当轮船到西班牙后，你父亲先上岸，两人于是分了手。

后来你父亲回国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杨丰懋有着亲密的往来，这无疑为你母亲再见到他提供了上好条件。

我想，你舅舅杨丰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个重要人物。

但他们后来是什么时候再见面的，什么时候产生的情，什么时候结的婚，这些情况我都不知晓。

我猜想，在你母亲来南京前他们可能就结婚了，你母亲所以到南京来工作，也许正是为了同丈夫并肩战斗吧。

据我所知，你母亲以前在国民上海宪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们这儿来也正是宪兵司令杨家虎举荐的。

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我为代老a，同时把决定"你"的生杀大权给了我。

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现在既然权力到了我手上，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

然而，我想不到，你母亲，还有你舅舅，也一定没想到，我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

没有人能否认，"洗澡堂会议"让我们一下牺牲7名或者8名同志是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为把你生下来我们的损失却比"洗澡堂会议"的损失还要巨大，还要惨痛。

10我知道，我们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想做错事的，是的，我们生来谁都不想做错事，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错事。

我们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却不可以不做一件错事。

我们每个人都时不时在做错事，做错事成了我们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做错事（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生活，没有成长，没有一切。

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存在的。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怕做错事，有时候做错事反而会把我们敲打得更加坚硬有力。

但我又要矛盾地强调，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决不能做错事，我们工作的质不允许我们做错事，因为错误一到了我们手里就变成了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个不合时宜的嚏也是个偌大的错误，也会断送我们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命。

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人，不可能不做错事，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做错事，一做错事就可能断送我们只有一次的命。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是世上最残酷也是最神秘的职业，任何一个变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个正常的错误，都可能结束我们的生命。

这是没办法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

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只有这样。

我说过，1948年的3、4月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事，这个天谁也想不到会这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