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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从远房表亲家抱养的，毕竟不是自已的亲生骨，从小娇生惯养，不敢打骂，以至于造就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

父亲高中毕业就参了军，复员后分配到平海市二中的初中部教体育。

父母亲本就是高中同学，母亲师大毕业后分配到二中的高中部，就这样两人又相遇了。

说实话，父亲皮子好，人高马大，白白净净，在部队里那几年确实成了不少，加上家境又好，颇得女青睐。

母亲在大学里刚刚结束一场恋，姥姥又是个闲不住、生怕女儿烂到锅里的主，隔三差五地安排相亲。

母亲条件好，眼光又高，自然没一个瞧上眼的。

父亲一见着母亲，立马展开了攻势。

对这个曾经劣迹斑斑又没有文凭的人，母亲当然不以为意。

父亲就转变火力点，请爷爷找媒婆上门提亲。

姥姥一瞅，这小伙不错，还是老同学，家里条件又好，这样的不找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说这事强求不得，何况处对象关键要看人品。

无奈姥姥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就差没指着鼻子说，这就是钦点女婿。

父亲臭病不少，但人其实不坏，甚至还有点老实，母亲和父亲处了段时间，也就得过且过了。

84年我出生，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

94年民办教师改革，父亲被赶到了小学。

混了几天子，他索拍股走人，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建了个养猪场。

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

因为通方便后，村里环境又好，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

当然，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

母亲有时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

后来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爷或母亲每天接送。

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后得到消息说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多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

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的积蓄，卖房款(市里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12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3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5万，还缺4万。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1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

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

整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

爷爷闷声不响，只是着他的老烟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