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尋找日本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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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等跳出了長崎市孤獨的個案來看待原子彈的問題，他指出:“本人強調原子彈不應該使用，但在當時原子彈的使用是免不了的。本軍隊幹了太壞太壞的事情，如屠殺和暴力等。在南京被活埋的中國人，他們的痛苦難道就比廣島、長崎死於原爆的人小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原爆中的死難者許多是在一瞬間死亡的，而南京那些被強迫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平民，內心的壓抑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原爆固然殘酷，但我們本人不能説只有原爆最殘酷，軍的暴行就不殘酷。”身材矮小的本島等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他贏得了有良知的長崎市民的尊重，成為長崎任期最長的市長之一。當年的暗殺事件發生之後，長崎市民自發組成保衞市長的守護會，並在全國發起簽名活動，共有三十萬人簽名反對暗殺事件。新聞媒體也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媒體報道的重點不是本島所談的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而是保護言論自由，即不能用暴力扼殺言論自由。

退休之後，本島等四處演講，北到北海道、南至沖繩。他説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和平運動。

在多宗中國民間賠償案件中，活躍着一個本律師團。他們中的一些成員已是滿頭銀髮，卻依舊健步如飛。他們中的一些成員早已是本著名的律師，處理一個案件就可以獲得鉅額的收入，但卻選擇了這些不僅得不到律師費、甚至還得自己掏錢幫助原告的索賠案件。他們接手這樣的案件無疑是在冒險，既冒律師這一職業生涯的風險，更冒被本保守勢力辱罵為“賣國賊”的風險。

他們是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產階級。大多數人的父母或者親人，跟當年的侵華戰爭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站出來，與那些衰老不堪的安婦、勞工們和細菌戰毒氣彈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師團團長小野寺利孝認為，他們的這種選擇既不是出於政治，也不是出於法律，而是出於良心。十多年來，這個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師團已經發展到六百多人。他們説，自己才是本真正的愛國者。

東京女國際戰犯法庭律師、同時也是為中國暴力受害者萬愛花辯護的律師川口和子，時常奔波在從本到中國和從中國回本的路上。通過對一系列訴訟案件的研究，她發現了天皇在戰爭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川口和子認為，儘管軍在投降之後迅速燒燬了檔案材料，目前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殺和強姦的，但是可以找到諸多的間接證據。例如，天皇是“大元帥”是軍隊的最高負責人，理應知道有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説一句話就夠了。天皇的弟弟是軍人，直接在前線指揮作戰，當然會知道軍的暴行；同時，天皇身邊的侍從官在記中也記載了發生在南京的屠殺和強姦，很難想象他不向天皇彙報。戰時天皇十分重視西方媒體對軍行動的報道，而當時的西方媒體對軍的暴行有大量的報道，天皇也能從其中知道軍在中國幹了些什麼。因此，從以上這些證據可以認定，天皇犯有不可推卸的戰爭罪行。

正義的聲音不在廟堂之上，正義的聲音總是在民間。

松岡環，大阪一名普通女教師。一九八八年，她第一次到南京，接觸到大屠殺的倖存者。從此，她每年八月十五在本舉辦南京大屠殺犧牲者追悼集會。為了清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教育本青少年，她不辭辛勞、不怕威脅，利用業餘時間到本各地採訪曾經親歷過南京大屠殺的本老兵，終於完成了《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侵華軍原士兵一百零二人的證言》一書。每一次的採訪都是一次艱難的心靈之旅，要打開老兵們鏽跡斑斑的心鎖，需要一把靈巧而堅韌的鑰匙。

吉岡數子小時候曾在朝鮮和滿洲生活過。戰後回國，當了三十二年的老師。在教學中，她到應當把本加害亞洲各國的歷史告訴孩子“自己作為‘在滿少國民’，也參與了加害”退休之後，吉岡數子創辦的“和平人權兒童中心”這是一間蒐集歷史教科書以及各種與戰爭有關的資料文獻的圖書館。吉岡數子發現，今天的本教科書正在像戰時的教科書迴歸，這是一種相當危險的趨向。戰時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盧溝橋事變的原因是“軍演習受中國軍隊的攻擊被迫還擊”；在如今的一種教科書中，則表述為“軍演習受襲擊”雖然不敢像戰時教科書中那樣明目張膽地説是受到了中國軍隊的襲擊，但對歷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顯而易見的。

在長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資料館”長崎大學教授、法國文學專家高實康稔是這個資料館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紹説，資料館的創辦人是牧師岡正治。岡正治曾經擔任過本海軍的下士官，從軍時間長達十一年。當長崎原爆的蘑菇雲升起之後，岡正治開始思考天皇在戰爭中的責任問題。然而，當岡正治開始表述這一觀點時，卻遭到了軍國主義分子的圍攻和毆打，在臉頰上留下了一塊終生都沒有消除的傷疤。戰後，岡正治決心贖罪，以議員身份為那些在原爆中死難和受害的的外國人、主要是朝鮮人和中國人呼籲。

一九八四年，岡正治開始深入調查這段被埋沒的歷史，主持出版期刊《原爆與朝鮮人》。一九九四年，岡正治去世之後，大家為了紀念他，便加緊了資料館的建立。一九九五年，這家特鮮明的“和平資料館”終於正式開館了。

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存在於它的自我批判神之中。在本的民族格中，固然有不願反省、逃避罪責的一面，但是對於本社會和本文化的弊病，也有不少本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孩子一樣，勇敢地説出了真話。

前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多年來致力與中友好工作，他是一位敢於揭自己之短的本人。在外界工作多年，中江要介發現，本沒有向世界敞開懷，本僅僅把外看作獲取本國利益的舞台。他在一次演講中指出:“從亞洲人看來，本確實提供了資金和技術，但對亞洲國家的事，本不像親人那樣給想辦法，而只是看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臉行事。因為看不出有什麼政治信念，所以既得不到亞洲各國的信賴，也得不到尊重。在太平洋戰爭中那樣狠狠地蹂躪了近鄰各國，卻不從加害者的立場反省，誠心誠意地進行謝罪，因此被大家厭棄，被人視為傲慢的令人討厭的傢伙。”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多少人傾聽到了中江要介的肺腑之言呢？

本著名活動家宇都宮德馬，有一次在回答記者“你為什麼喜歡中國”的問題時，不假思索地説:“如果喜歡本，那一定會喜歡鄰居和鄰國，不是嗎？”這是宇都宮德馬拒絕一切官職而投身中友好事業的原因，他堪稱真正的“無冕之王”在自民黨內，他像堂吉訶德似的，幾十年如一地為中友好而奔走呼號。能夠分析戰前、戰後本的第一人，非宇都宮德馬莫屬。

宇都宮德馬所主張的“必須實現全體國民的、按照國民意志的、一切為了國民的政治和民治”是對青年一代迫切的訴説。宇都宮德馬認為，致力於批判本現實狀況和促進中友好事業才是真正的愛國行為，那些打着愛國旗號的極端分子，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害了本也害了亞洲各國。他曾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由於我的父親宇都宮太郎是陸軍大將的關係，我從小就在陸軍少年學校學習，因為有這一經歷，所以很詳細地知道官僚與軍閥勾結的情況。我曾經在舊制度的水户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讀書。曾經一度也很熱衷於社會主義。因此，對官僚與社會主義的結合和強行建立戰爭經濟體制的內情也瞭解得很清楚。”宇都宮德馬一針見血地指出:“本沒有民主主義，也不是民主國家。”他在《官僚社會主義》一書中指出“天皇的官僚”、“明治的官僚”是半封建的官僚，這一半封建的官僚沾上了社會主義的影響，結果把本引向“全體主義同盟”使之毀滅。而且，還形成了戰後重建本時的最大毒瘤。

森村誠一是本著名的小説家，就在創作的高峯時段毅然放棄小説寫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力，搜求本細菌戰部隊罪行的人證、物證，耐心説服七三一部隊成員吐真相，終於完成了揭七三一部隊罪行的《惡魔的飽食》一書。

森村誠一在書中寫道:“真正可怕的是，犯下這種殘酷罪行的人和我們一樣並非另一種人這一事實。絕對不能忘記:我們也是在七三一部隊延長線上的人。萬一再發生戰爭，處於同樣條件下，我們也會不斷地幹出同樣殘酷的惡魔行徑來。”他所要做的事業，就是斬斷惡魔的爪牙，讓和平成為生命的基石。

森村誠一坦誠地説:“揭祖國犯過的錯誤是伴隨着痛苦的，我們忍受着痛苦把這些錯誤的事實告訴下一代，使他們不要隨着記憶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過寶貴的犧牲而應該學到的東西。我執筆寫《惡魔的飽食》的真正原因，並非僅僅暴侵略軍的殘酷，並揭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傳給下一代人，以防止本人重蹈覆轍。我相信這就是戰爭體驗者的義務。”《惡魔的飽食》出版之後，森村誠一連續收到多封暴力團伙的恐嚇信。他出門的時候不得不穿上防彈背心。儘管如此，森村誠一表示，他並不害怕和後悔。

除了揭具體的戰爭罪惡之外，還有不少本學者更是對本的近代歷史和文化傳統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竹內好是本知識分子當中罕見的一位具有反省神的學者，他認為本法西斯主義是近代本頹廢主義的一種反撥，在這個意義上説“悲劇的主體在近代”另一位本學者伊藤虎丸發展了這一觀點，進而指出，本之所以發動侵略戰爭，不僅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錯誤，更本原因在於明治以來總體的本近代“文化”本人將西洋看作“先進國”來崇拜，而將中國看作“後進國”來蔑視。兩位學者的反省已經觸及了本人的“奴隸”、同時也是“奴隸主”的神結構。在強者面前，許多本人甘願當奴隸；而在弱者面前，他們卻搖身一變成了奴隸主。

在本這個民主制度尚不穩固，皇道主義、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盛行的國家裏，為民主、自由、和平而奮鬥是艱鉅的，也是必要的。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演講中説過:“以自己羸弱之身，在二十世紀，與鈍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學技術與通的畸形發展中積累的被害者的苦難…並對全體人類的醫治與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義的貢獻。”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大江健三郎的演説詞是《我在曖昧的本》，他把二十六年前在同一地點演講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麗的本”置換成“曖昧的本”其中充滿了深刻的寓意。在東西方文明的夾縫裏張惶失措的本、既成不了白種人也不願做黃種人的本、泯滅個和死愛面子的本，難道不是“曖昧的本”嗎？

大江健三郎明確反對天皇體制，認為天皇犯有不可饒恕的戰爭罪行。當天皇要給他頒發文化勳章的時候，大江健三郎毫不猶豫地拒絕了。許多保皇分子因此在他家門口示威和謾罵。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説“共生”是亞洲的希望。他充滿憂慮地説:“以後的本作家，還能作為友好的客人來到中國、並受到熱情的歡嗎？”大江踏上曾被本侵略軍蹂躪的中國的土地，心中充滿了和平的期盼。

據説，在當年的侵華戰爭中，許多燒殺搶掠的本士兵，揹包里居然裝着《源氏物語》和魯迅的著作。大江健三郎認為:“這種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須加以解決。”他呼籲，處於“第四次閉關鎖國”時期的本，應當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站出來發出正義的聲音。

“我不希望中之間再發生戰爭，更不希望未來的本士兵在揹包中帶上我的作品。”文學能不能打破心與心之間的堅冰，達成溝通和呢？這是大江留給中兩國國民的問題。

中友好，不僅是中國人民的事業，也是本人民的事業；不僅是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事業，更是普通國民的事業。只有充分的信息換，才能避免誤解和猜忌。只有雙方不斷的互動和，才能創建永久的和平。

中建三十多年以來，許多本民間社團、企業和個人，都在為中友好而奔走呼號、添磚加瓦。也有許多本友人一直在關注着中國的扶貧、環保、希望工程等公益項目，有的人甚至無私地捐獻出了一生的積蓄。他們是本的良心，他們是和平的使者。這些本人愛本，也愛中國。他們深深地知道:要面向鄰居，把鄰居當着自己。他們也深深地知道:那些拒絕讓本人在神上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保守勢力，最終帶給本的將是難以想象的危害，帶給亞洲人民的則是新一輪的大悲劇。

認識歷史，展望未來；誠心認罪，攜手進步。這項工程決不僅僅是為了鄰居，更是為了本、為了本人民。這才是亞洲和世界和平唯一的出路。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被鮮血遮住視線的民族，中國人民願意成為一切為和平而奮鬥的人士的朋友。

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當為之而奮鬥。

為了我們的明天，為了我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