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王》事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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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曾經說過，初學寫作的人，一般都會本能地摹仿自己最欽羨的作品，然後以一種驚人的變化力來轉化它。哪怕是偉大的作家，也要經過多年的實踐，才能駕御所有擁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領域。

也許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走完這一過程。說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從書裡看來的，書上的東西已成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結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總有一種像我學縫紉時，常常用破碎布拼湊而成的衣服，雖然是各式各樣、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鮮豔的綢緞和天鵝絨，但布頭卻佔絕大部分，而且最顯眼。

同樣，我的作文雖說反映了我的一些糙的不成的思想，但其間也夾雜著別人閃光的思想和較為成的看法，這些都是我從書裡得來並記在心裡的。依我看，寫作的一個很大困難是，當自己所想到的東西，還不是很有條理，還處在情和思想的邊緣時，如何用所學到的語言來把它們表達出來。寫作就像是擺七巧板，我們腦子裡先有了一個圖樣，然後用語言把它描繪出來。但有時想出來的詞不一定合適，即便這樣，我還是一次不行再來第二次，因為我知道，既然別人做成功過，我也一定能成功，怎麼能認輸呢？

史蒂文森說:“人如果生來就沒有創作才能，那他一輩子也創作不出什麼東西。”雖然我也許就是這樣的人，但我還是希望有朝一，我的拙筆能有長進，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經歷充分表達出來。我就是憑著這種希望和信念而堅持不懈地努力，戰勝了《霜王》事件給我帶來的痛楚的。

從另一方面說，這樁不愉快的事件，對我也不無好處，它迫使我認真地思考有關寫作的一些問題。惟一到遺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諾斯先生。

我在《婦女家庭雜誌》上發表了《我的生活》以後，安那諾斯先生在寫給麥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說，當初發生《霜王》事件的時候，他就相信我是無辜的。他說，當時那個“法庭”是8人組成的:4個盲人，4個眼睛沒病的人。其中4人認為我當時心裡明白有人給我念過康貝爾小姐的那篇小說，其餘的人則不然。安那諾斯先生說，他當時是站在後一種人一邊的。

但不管怎麼說，不管安那諾斯先生站在哪一方，當我走進那間屋子，發覺裡面的人對我抱有懷疑態度時，我到有一種敵對的氣氛，有一種不祥的預。後來發生的事果然證實了我的預。在這以前，也正是在那間屋子裡，安那諾斯先生經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裡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陣子。我覺得到，在發生那事件以後的兩年中，安那諾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無辜的。後來不知是什麼原因，他改變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學校為什麼要調查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連“法庭”成員的名字我也叫不出來，後來他們也不和我說話。當時我動得顧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裡到很恐懼，一個問題也答不出來。的確，當時我幾乎沒有想我該說些什麼以及人們對我說了些什麼。

我把《霜王》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寫出來，因為它對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響極大，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誤解，我儘可能如實地敘述了所有有關的事實，既不想為自己辯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發生後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鄉和親人團聚，我很快樂，所有的憂愁都被我拋在了腦後。

夏天慢慢過去，秋天悄悄來臨。地上滿是深紅和金黃的秋葉，花園盡頭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陽光的照下漸漸變成了醬紫。我正是在這時開始寫回憶自己生活經歷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寫《霜王》那篇小說一年以後。

當時我對自己寫的東西仍然心存疑慮，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屬於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內心的恐懼不安。我不知為什麼變得那麼，總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時在談話中，一種深層的意識閃過我的腦海，我輕聲地對她說:“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時候，我寫著寫著，就會自言自語地說:“如果這又是跟很久以前別人的作品一樣，該怎麼辦？”一想到這兒，我的手就抖個不停，這一天什麼也寫不下去了。即便是現在，我有時也到同樣的焦慮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經歷在我心靈上留下了永久的後遺症，其含意我現在才開始理解。

莎莉文老師一直安我，並且盡力幫助我，為了使我能恢復往昔的自信，她鼓勵我替《青年之友》寫一篇《我的生活介紹》的短文。當時我只有12歲，寫這樣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似乎已經預見到了將會從這次寫作中得到好處，否則我一定寫不出來的。

我謹慎小心，但卻不屈不撓地寫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鼓勵並誘導我。她知道，只要我堅持寫下去，就能重新樹立信心，發揮自己的才能。在沒有發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樣，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但後來變得沉默了，經常思考一些看不見的東西。過了一段時間，逐漸擺脫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經歷給我投下的陰影，經過磨練，我的頭腦比以前更清醒了，對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世界各地人民創造的各種奇蹟都呈現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觸摸每一樣展品，觸摸這些人類勤勞智慧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