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做不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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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俠:你的寫作路數，所謂被學院派稱為痞子文學的路政，在你還未涉足影視圈時，跟大眾文化實際上是兩回事，跟瓊瑤、金庸沒什麼關係。你的墮落是從進影視圈開始。瓊瑤、金庸誰想看想讀就隨便吧，但不能把他們吹到經典的高度。其實，你在中國文化界的角很奇怪，你是大眾文化中的"腕兒"，你的小說把中國人的生活狀態，那點本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你就惹惱了學院派，也惱了傳統意識形態派，中國的文學中怎麼能出來痞子呢？《紅樓夢》中有薛潘這樣的氓，但更有寶哥哥林妹妹的纏綿。你王朔的小說怎麼就這麼談戀愛，連蒙帶唬帶騙的。真實一旦赤，很難讓人接受，看著就扎眼。

王朔:所以我就覺著，他們現在的這個道理跟過去的文學觀念沒什麼區別。他們說得沒錯，就是說一個作品要有高尚的意義，即使寫頹廢的人和生活，作者的態度應該是積極的。向上的，批判的。而不是就那麼寫出來就完了。他們覺得，作者對這種人這種生活沒有明確的否定態度，就認定你是跟丫的一夥的，一丘之貉，狼狽為。在這點上，他們和某些主管要求的是一回事兒，他們的想法都一樣。只不過官員用意識形態語言，他們用學術的語言。

老俠:文以載道，一以貫之，從古到今。不過，有人現在把你的東西與馮小剛做對比。你自己認為你與馮小剛一樣嗎？

你們不是在一起公司、又電視劇電影嗎？

王朔:這樣說都是個誤會。我承認我下過，但我不承認我與馮小剛一樣。實際上這種說話方式本身確實是北京人的方式，但態度上還是有區別的。當然我可能說我琢磨著要憤世嫉俗，琢磨著…什麼的，但北京話本身就有取巧討好油滑的一面，這種語言本身也有取悅別人的意思。北京話中有一種無恥的東西，他半真半假地說話。你呢，機靈點兒的，他就把話往正裡說；你要不機靈，他就涮你。這是看人下菜碟兒的一種說話方式。只要你聽出他這個話裡有打算冒犯的意思，他馬上把這個話轉過來恭維你；你要覺不出來，他就轉過來涮你。我是知道這種話有雙面含義的，在過去，我傾向於嘲笑式的，認為誰也聽不懂，覺上像在說"黑話"，誰也不會知道我到底說的是什麼。當然，大家知道你在說什麼。然後呢，在電視劇中，大眾文化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就是你必須取悅大眾，你絕對不能拿人家開涮。所以大眾文化就把北京話中取悅人的那一面發揚光大了。這一面的話開始就說多了，找一點兒壞心眼兒都沒有，我就是跟你開玩笑，就是大家都活得累的，我拿這話使大夥兒輕鬆一點兒。最後就變成了善良的小人物的一些善良的俏皮話。在我的小說中，這一面原來其實就有，只不過被那些嘲笑的話給壓住了。一到電視劇，嘲笑的對象沒有了，也壓不想嘲笑誰，就把這一面發展起來了。

老俠:《編輯部的故事》中還有你小說語言的東西，那種把政治大道理漫畫化甚至小丑化，雖說不上是政治幽默，但看育聽著總是有所指的嘲笑著什麼。這種東西到了英達的情景喜劇，已經沒有了，只剩下無聊的逗樂了。

王朔:其實，北京話中的逗大家樂的一面後來就發展成賀歲片，這之前是情景式喜劇。讓大家高興，像趙本山一樣，只不過那邊說的是東北話，這邊說的是北京話，其實是一回事，部是小丑式地逗樂兒。

老俠:趙本山的小品有時惡毒的，什麼哪兒爆炸、哪兒緋聞、哪兒換總理…說著說著突然一變，語調高亢"風景這邊獨好"！

王朔:現在這都是程式了，話裡話外地要點撥點什麼，合點兒什麼，有時甩出去，不知道甩到哪兒去了，甩到國家，甩到民族，甩到國際關係，也有可能。甩到哪兒，他就得說兩句好聽的話，就像你剛才說的趙本山他們那種"風景這邊獨好"什麼的，郭達他們的"倒著刷盤子"什麼的。所以我覺得現在這種嘲笑中已經沒什麼了，就是一種北方方言，供大夥兒一樂的俏皮話，就是這麼一種東西。

老俠:有點兒像美國"脫口秀"。

王朔:最後變成這樣子。我想還會有很多人願意看，覺得看這個解悶就有意思。我認為它就涵蓋北京、北方的一些地區，南方好像沒有這種東西。

老俠:我覺得你使這種口語在大眾文化中免費起來，給很多人找到個大飯碗。把話這麼一說，大家都愛聽，一有了觀眾，就有了錢，那咱們就都這麼說。你初涉影視圈，參與策劃了《渴望》，但你沒寫。《編輯部的故事》是一個特例，有些東西還尖銳的。到了《過把癮》就開始糟踏自己了，讓人家把個殘酷的東西生生改成了一出特煽情的大團圓式的東西，等到《愛你沒商量》已是窮途末路，再也走不下去了。馮小剛他們接過你的茬慢慢說，把你的話中帶刺有毒陰損的東西全洗乾淨了，原本是一碗鹹澀參半的水，最後變成了一碗水了，而且這個甜度還適度，大家喝下去不覺得太甜，舒服的。你的語言的殺傷力，話的背後讓別人想點兒別的語言，全沒有了，只剩下一笑了之了。看來，大眾文化有它自己的淨化功能，再尖銳再深刻的東西一進入大眾文化，就變得圓潤、淺顯。有益消閒，而這，正是大眾文化最險惡的地方。別指望可以透過它說點兒什麼，它就是什麼也不說，笑笑而已。

王朔:有時候，我覺得語言這東西，怎麼說呢？拿女人做比較好像有點兒不公平。這麼說吧，語言這東西它本身沒有什麼別，全看話語的對象了，沒有了對象語言就失去了力量。

這個對象給人印象深，特別醒目時，你衝它說的話也就顯得深刻醒目。如果變成衝著大眾的錢袋，還是這些話，但那種味道就沒有了。並不是語言本身得到過修正，而是就看這個語言衝什麼對象去說。你衝它說，就有鋒芒。你衝大眾，就什麼也沒有了。大眾是一個極具噬力的東西。因為立群體龐大，天生據有合法。在它面前，所有的東西都顯得溫順了，你給他的東西一定是合它的它才會認你。

老俠:好像是某位大革命時期的人說過:人民本身的合法無須論證，不因為別的，就只為它是人民。

王朔:就說語言也是這種東西。我覺得甚至這種轉化與作品的內容無關，就是一種語言上的自行轉化。那時候的"痞話兒"轉到賀歲中就成了"樂兒話"。這個語言本身轉化的幅度衝不大，但是就因為對象不同了，它就由"刺兒話"變成了一種添彩兒的，喜慶的。取樂的，讓你過節時聽完高興的…這本來是給你添"堵"的話，改在過節說，你就不覺得堵了，你就高興了。我現在覺得它沒什麼，但它肯定或應該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定的票房。

老俠:大眾文化要的就是票房，什麼能掏出人民兜裡的錢化來什麼。

王朔:但是這個東西長不了。現在就能到威脅它的那個東西正步步近。就是現在的小孩呀，包括北京的小孩兒，已經是一口港臺腔了，這是一種更強大的力量進來了——瓊瑤、金庸。那會兒還談不上港臺語言的普及化，現在不同了，孩子們都港臺腔。就說北京的"零點樂隊"吧，他們就管港臺文化的到來叫新文化運動，它直接威脅到北京既有的說話方式。

小孩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港臺化了。港臺文化才是大眾文化的正，舊中國的那點兒東西，全在它那兒啦！

老俠:就是上海灘的那些。有個搞免費音樂評論的說，中國通俗歌曲有三個高峰:二三十年代上海灘的周璇，七十年代臺灣的鄧麗君，八十年代北京的崔健。我看前兩個高峰還能看見，至於崔健，他自己一直對通俗歌曲嗤之以鼻。他的反叛只能贏得一時的大眾，無法長期討好大眾。

王朔:人家進步得多快呀，隨時間走。而你崔健還在吶喊、吼叫，把嗓子劈了刺得人家睡覺做噩夢。本來，崔健唱那種旋律優美的歌特好聽，順著最初的路子走，今天就真是第三個高峰了。但這個小子偏不。你吼叫，大家只拿聽歌當樂看，誰還買你的門票。

老俠:九十年代中期，崔健就意識到這點了。他的《一無所有》大家都喜歡，一直喜歡。一九八六年剛出現時，那歌特有震撼力，反抗著、惑著的青年人人說我一無所有。後來都小康了，掙錢了，享樂了，又唱了那麼多年，連崔健自己也膩了。那次在山東，聽眾齊聲高喊讓他唱《一無所有》。崔健故意問:想聽什麼？下面高喊:"一無所有。"崔健居然在臺上說:我就他媽的不唱。他是要保持與大眾的距離，儘量把自己跟那些只想取悅大眾的歌手劃一道界線。

王朔:大眾文化的討厭就在這兒。崔健的那個《一無所有》本來是一個很原初的東西，沒有成心去媚俗，當時的免費也是作為一代人反叛的象徵。而現在卻成了一個經典免費歌！

就跟"甜"一樣了，在觀眾的心目中變成與港臺歌星一樣的東西。他不唱，就對了，不讓大眾有回味的樂趣，就扭著。

老俠:過去，剛開放那陣，劉心武的東西作為大眾文化，其合法是建立在象的為人民服務上的。可是現在就不同了，現在是越來越建立在錢包上，人數眾多就是合法。誰能攢一個活把大眾的錢從兜裡掏出來，誰就成功了。大眾文化的東西全世界是共同的，它的實質是一體的。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充滿憤怒，現代化中的世俗化。工業化與大眾文化成為主是同步的。而且在美國那種特別寬容的社會，再走極端的東西，只要有大眾，它就會通過商業作、商業包裝，把你變成免費的東西，由異端的抗爭變成主的消費。享樂。一進入商業渠道，一變成大眾文化中的時尚，哪怕喊破嗓子的嚎叫也會失去反抗的力量。

王朔:大眾文化還有一種無恥的地方。比如像崔健有意識地反抗大眾趣味，不想取悅大眾。馬上就會有樂評人出來說:你崔健已經老了，被時代拋棄啦，被觀眾拋棄啦。成心刺你，讓你重回大眾的懷抱。你堅持自我，他們就會拿這些話來說你。一般的人要一扛不住他這套話，就可能說:"我怎麼老啦，我只要想唱，仍然可以讓很多人喜歡我。你再瞧我下一個。"於是，你咣噹出一個，是有很多人喜歡，向你歡呼，但是又沒有了自己，又成為大眾文化的工具。它有一種異化力量，大的，進去就很難出來。

老俠:你現在真的出來了嗎？我懷疑！

王朔:我採取一種最簡單的方式保持自己的獨立。就是你不能讓他喜歡你，要讓他罵你，你才會知道:啊，我還沒融進去。要是他停止罵我，我就不踏實了。其實一九九二年時，有半年時間對我的讚揚聲大的，與罵我的聲音一半對一半。那時我就警覺，怎麼都誇我？不對呀！這種誇，要麼有一些誤解，要麼就是不地道了。那時我搞大眾文化，電視劇什麼的，正搞在興頭上呢。所以我覺得要保持距離只能採用這種簡單的方法。但有的時候，可能我沒做到那麼不取悅，那麼拒絕，但我越來越不馴服，只為了自我證明一下，我就要招人罵。這一罵，我才覺得自己與他們勢不兩立。

老俠:怎麼勢不兩立，就是去電視臺接受採訪？人們在電視上特爛的節目中見過你兩三次，有一次是北京電視臺的《今晚我們相識》，有一次是你與劉毅然一起談電影，那時劉毅然剛當導演。還有一次記不太清了。除了你，在《今晚我們相識》上還見過王蒙、劉震雲等等。好在你的回答總是還不像其他人那樣假。女主持人問:"人們都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你的創作與你子有什麼關係？"你的回答不是順著她誇自己的子，而是說:"我寫小說好像與我子沒什麼關係。寫小說是我自個兒的事。"咱不談別的，只談電視。它的力量真就那麼大嗎？這麼多"大腕"作家成為嘉賓？這些人真的需要用出鏡來證明自己嗎？而且還是那麼爛的欄目？不太知名的作家出鏡我還多少能理解，他們的名聲比你和王蒙小多了，嚴格地講，他們不屬於公眾人物，沒多少人知道，出出鏡擴大知名度也不算太丟人。而你和王蒙就不一樣了，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用家喻戶曉來形容你們的名聲也不太過分，普及率非常廣。有了這種知名度，為什麼還去那麼個欄目？從上講，一個真正的作家，壓就不應該也不會想去那種電視欄目。

王朔:我的印象裡，那次採訪是在英達那家公司做的。好像那個時候，就是朋友之間的事。當然我那時也覺得電視是個非常好的傳播媒體。那時候我也不寫東西，閒著沒事兒，有時候就去上一些亂七八糟的電視節目。我當時也確實有這種想法:電視是一種保持名聲的東西，出名也不是什麼壞事，想出名的慾望沒有底兒，慾壑難填呀！出名對人確實有腐蝕力，決不次於錢或權力。喜歡出名，願意出名，覺得上電視對自己的名聲有利。當然，這種想法被拍攝過程中的難受抵消了。拍的時候化妝師要給你化妝，拍完後電視臺要給你剪，得你面目全非。拍電視其實有意思的，電視給觀眾的都是加工過的，不是原來的東西。電視其實就是這麼一個廣告，告訴你有這麼一個人，有這麼一個東西。後來電視對我的引力也不大了，我覺得不那麼有意思了。反正當時閒著沒事，有一種招搖的念頭，到處招搖。我記得當時上電視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朋友，推託不了，心裡覺得是幫人忙了，當然也對自己有利了。再一種就是覺得某個欄目收視率高啊。但是我好像還對自己有要求，那就是綜藝節目堅決不去，像《正大綜藝》這種，絕對不去，找過我兩次我都沒去。那種節目太危險了，簡單的問題，答不上來就成了一個傻子坐在那兒。當時搞電視劇，與電視這一行接觸比較多，就有了很多欄目上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