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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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上，当年的那间办公室里，他曾对酒糟鼻说:“…你就承认了算啦！”更是说给在场的其他人听的…没多久办公室全迁到西院，两个院完全用墙隔断了…东院那天就宣布“向院正式成立”

“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

“…向院儿童委员:红小兵闪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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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最应忘记过去的地方，在舌蕾上溢cappuccino的当口，却“沉渣泛起”？该死的闪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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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房多少号？7…70…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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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好大劲，他才又回了弦乐五重奏的乐音…莫扎特…到底是莫扎特！这么永恒…但那是尾音，一曲终了，演奏台上的乐师们下来休息了…水池的溅水声却一派世俗气…他等的人来了。等的只是一位，却到了两位。

他并未等的那位，似乎比所等的那位更有道理出现。她叫卢仙娣，玫瑰红的长袍裙外套了一件牛仔风格的无袖黑坎肩，还没走拢就跟他大声地“hi——”上了。他所等候的杨致培倒落在她身后。

卢仙娣落座后并不解释她与杨先生同时出现的缘由。也确实不必解释。她有道理出现在任何场合。

倒是杨致培说:“到头来还是没跟林奇联络上…卢小姐帮我想了许多的办法…”算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他跟杨致培是几年前在美国认识的。他和杨那时恰巧由同一所美国大学接待，相处了一个多月，有过几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杨致培跟他是一代人，却长期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杨出生在台湾，他祖父一代便定居台湾了。因此，他在台湾，又有着与那些一九四五年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随蒋氏政权溃退到台湾的那些家庭的子女，很不相同的家庭影响，更有着他本人相当独特的心理历程。

他不敢说自己哪怕是略地理解了这位朋友（严格而言，他们或许还算不上朋友），但至少，他听杨致培讲述过其在台湾的心理历程，能听到这种讲述的大陆人氏，他敢说至今还属少数。

杨致培被认为是亲共的。他在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因为偷听大陆的对台广播，并且传布了听来的内容，被国民政权抓进了监狱。刑释放以后，他不但决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尽一切可能学习马列主义和泽东思想，只是更隐蔽也更机警而已。他说，他在六十年代末终于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并且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通向那光辉理想的最优途径。他的这一理念，甚至并不因文化大革命被大陆所否定而动摇。

雍望辉在美国，在那座窗外一派碧绿的尖顶小楼的起居间里，曾试图用具体的例子，向杨致培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偏差与实践中的“适得其反”比如说，不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普遍的文物破坏、打击一大片、武斗、人格污辱、教育停顿…就是到七十年代初，林彪摔死、尼克松访华之后，也还有一环套一环，大环挂小环、波及于每一个角落、几乎无可逃遁的恶争斗在绵延，并且，更可怕的是，少了真诚，多了虚伪；少了狂热，多了狡黠；少了信仰，多了利用；少了善美，多了恶丑…他的切身体验是，口头上共产主义的理想越来越近，而实际上却越来越远…记得他也就跟杨致培讲到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单位，钉起窗户，就地监囚，搞“、供、信”糟踏普通人的情形:“…最可怕的，是甚至你已经意识到那是非正当的，然而你竟难以摆…这不是你在海峡那边，听听广播，就能受与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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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有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所发生的事，文化大革命总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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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是在那座美国的尖顶小楼里，杨致培倚着窗台，双臂合抱，忧郁地说:“哪一位母腹中出来的婴儿，不带着一身的血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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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致培的这一面，大陆有关人氏了解得比较多，因此对他很热络，甚至很看重，但是他的另一面，也许在大陆就只有很少的人了然。雍望辉敢打赌，就是卢仙娣这样号称“万国通宝”的人物，其实也本不清楚杨致培在非同小可的那个问题上的真实倾向。

也是在美国，一次由美国朋友开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雍望辉和杨致培肩并肩坐在后座上，杨致培忽然主动启动了那个话题，议论中，他竟然说:“…我们台湾其实遭受过三次入侵，第一次是荷兰人，第二次是本人，第三次是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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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脏兮兮地粘在了雍望辉的心上，很多天以后，他才将那黏糊糊的东西剥离开来。他解读开了杨的心语，却不悚然。难道这是一个规律:人因为不身处的环境，便痛恨那体制，便因此对那体制的对立面充好奇，便由偷食“果”而向往彼岸世界，便确立出一个更多地依赖于自身想象而造就的理想…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却又不断地失望，既失望于所反对的体制变形，更失望于所皈依的体制的失态…

“第三次是国民！”切齿之声犹在耳畔。但既把国民溃退台湾看作是又一次“外来入侵”这逻辑又怎么能不顺到“台独”上去呢？怪道杨致培的“哥儿们”里，有好几位就是公开的“台独”分子。杨致培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持有他个人的态度，这只好由他，问题是，这边有的人一听说他蹲过国民的大牢，并且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便恨不能久久地紧紧地拥抱着他，以“同志加兄弟”看待，实在是毋乃太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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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乐又恢复了演奏，是九曲回肠的《二泉映月》。雍望辉尽力摆心中的政治思绪。他不想在这里再跟杨致培谈论政治话题。说实在的，不是怕谈，而是倦谈。为什么要谈？谁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谈？他想跟杨致培谈谈《二泉映月》。这是超政治的，因此通向了全人类的心灵。是小泽征尔说过吧？

“此曲实应跪着听！”但是卢仙娣在那里给杨致培介绍“罗马大堂”的“东亚第一”并且说:“台湾也还没有吧？北京现在真是很现代化、国际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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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人家请我到北京希尔顿饭店的德克萨斯扒房去吃牛排，连美国佬都说，真叫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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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小姐端来了他们所点的尔兰咖啡，卢仙娣很内行地问:“杯子用热威士忌烫过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遂对杨致培说:“北京现在可以喝到二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咖啡…洋酒更应有尽有，不比台湾差吧？”这就勾起了杨致培的政治叹:“是呀…可惜啊，可惜…为什么北京，以至整个大陆，要这样子去照着西方的葫芦画瓢呢？！”雍望辉忙把话题引开:“林奇不在北京吗？怎么找不到？”卢仙娣说:“保准就在北京，肯定又躲起来了，这回连我也找不到他，你说他是不是得了狂傲型自闭症了？”林奇是时下圈内许多人所格外崇敬的独行侠。如果说卢仙娣是述而不作却在圈内获得了稳定的名声，那么，林奇近几年，却是以作而不述名声更噪。所谓作而不述，就是都知道他在从事某种神秘的“行为创作”但究竟进行得如何，他自己固然守口如瓶，专事刺探圈内秘密的如卢仙娣之，也只能靠想象力去猜测。

“确实很想会会他。不仅是看了他前几年写的东西，很兴趣，也不是想听他透现在的大作为…令我心仪的，还是二十八年前的他，以及保持至今的纯正！”

“我想总有机会的，”雍望辉也不想再谈林奇了，他再引开说:“大江健三郎的书台湾译没译，多不多？大陆这边，倒好像不大有人想读他似的…”其实这个话题也很容易政治化。不过卢仙娣抢过话茬，说其实如果非要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本作家，那就与其给大江，不如给阿部公房，那技巧该有多好！写实与变形，荒诞与深邃，传统与现代，东方风情与西方格调，糅合得多漂亮！其实詹姆逊还没提出后现代这一概念时，阿部就早百分之一百地自觉地进入后现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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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致培也便谈了些他对本当代文学的印象。他能直接读文书，他说总的印象，是文越来越“失贞”了。不过，就文学语言而论“守身如玉”未必就好，问题是，应该“为而破瓜”由此他又议及大陆王蒙、王朔的小说语言，认为“二王”语言的“杂芜化”恰恰活了文本的张力…杨致培谈起小说语言问题如此兴致盎然，显示出他人格的另一侧面。卢仙娣听得格格格地笑，说是大陆这边可还没人把王蒙和王朔这两个全然不同的作家并称为“二王”的…

雍望辉原本打算请杨致培吃晚饭，可是卢仙娣说已为杨先生安排了晚上到天桥乐茶园，那边经理已经说好要招待晚饭…雍望辉便由他们告辞而去了。他只站起来握别，称自己还想再在那大堂里坐一坐。

一个人重新坐下来以后，他又点了一杯威士忌。听着弦乐五重奏，还有水池的溅水声，呷着酒，他心中旋升起一缕浓似一缕的忧郁。

认知自己，已殊不易，还想认知杨致培那样的人吗？他在心里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