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國鐵總裁是被謀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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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間諜特工機關》的梗概是這樣的:美軍在佔領本的同時，還在本全國各地佈下了諜報網。美軍總司令部下面設有情報部，它是駐美軍諜報隊中最高的決策機關。它直屬第八集團軍司令部，各師和各軍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設有情報部。

“反間諜隊”按照對佔領所劃分的各軍管區，在北海道（札幌）、東北（仙台）、關東甲信越（東京）、東海（名古屋）、近畿（大阪）、中國（本本州島西部的一個地區——譯者注）（岡山）、九州島（福岡）等地設立了地方總部，在各都道府縣還分設了地區總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帶也駐紮了部隊。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部長是威洛比少將，各地方總部“反間諜隊”隊長由上校或中校級的諜報軍官擔任，大一些的府縣各有二三百名軍官、軍士、士兵以及軍隊裡的文職人員，還僱有五六十名本工作人員。

情報部和“反間諜隊”的這夥人不僅從事間諜活動，情報部還在決定和貫徹佔領本的政策方面參與極其重要的活動。美軍總司令部內部在佔領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機關是民政局，而情報部所起的作用不亞於它。

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關係很壞。民政局局長惠特尼准將和威洛比經常在麥克阿瑟面前爭吵不休。關於同一件事，本官員往往同時接到兩種不同的命令，得莫知所從。情報部不斷頑固地主張採取最反動的態度。客觀地看來，這種對立反映了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在對佔領政策上意見的分歧，然而看來主要的還在於更加卑鄙的爭權奪勢方面。

緊接著，情報部就開始了他們最拿手的特務活動，把貪汙、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數十名進步派身上，向本國告密，並把這些人都趕回美國去了。在這場大爭吵中，本警察也了一手。他們釘民政局和經濟科學局高級官員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們與民間情報敎育局建立了緊密聯繫，把手主要伸進本的金融界、政界、新聞界和藝術界。他們抓住了廣播和報紙，直到一九四七年為止，一直掌握美國在本的宣傳工作的主導權。

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局的人員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本來的。據說帶著這兩個組織的全權使命而來到東京的負責人叫加爾蓋特。他先在郵船公司大樓的四樓上設了辦事處，成立記錄調查局。加爾蓋特持有總統的手諭，因此權柄實在大得很。他從情報部、“反間諜隊”兩個機構裡去幹的人，還網羅了一大批高級間諜，改編了在本的間諜機關。初來時在橫濱的“反間諜隊”、後來又到第八集團軍情報部工作的坎農少校（後升為中校）也被編了進去。他奉命管理一個單位——坎農機關。

由於有美軍諜報部的命令“反間諜隊”不得不服從加爾蓋特，但是他們心裡很不痛快。據說“反間諜隊”曾對記錄調查局進行過違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國。兩個諜報機關之間的爭執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關於加強情報機關的法令》不經討論就在美國國會通過了。這時，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個法令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第一個法律據。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況。

說起來，關於企圖罷免前國警長官齋藤的那段經過是盡人皆知的。齋藤升在回憶錄中寫下大意如下的話:“我曾竭力推薦久山秀雄，認為他是最適宜擔任國家地方警察總部長官的人，卻遭到民政局的強烈反對，原因與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和情報部之間的內部糾紛有關。關於這個問題，以前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我原任山梨縣縣知事，後奉命調到內務省任次官。我到美軍總司令部有關各部門去拜會時，民政局中很有勢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對我說了這樣的話:“‘聽說最近警視廳的警察在對我們駐軍軍人的女友及其身邊的人進行起調查來了。如果確有其事，那真是豈有此理！我提出嚴重警告，不準警察做這樣的事。’“過了一個來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說:‘從上次談話以後，本警察的調查還沒停止，一直繼續著，甚至還打算調查我的女友。’說著就把曾經前往調查的警察的名片擺在我面前。他又說:‘幹這樣的事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要馬上調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舊內務省的一個局。為全國警察機構的中心，全面指導警察行政。——譯者注）局長叫來一問，才知道是當時任內務省調查局局長的久山委託警視廳警務部部長調查的一個案件。

“原來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儘管在局內擁有無上權力，又是擬定對佔領政策的一箇中心人物，但是據說他的政策非常左傾，有人議論他也許是個共產主義者；在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裡有許多朋友的吉田內閣某要人s就和情報部結成一夥，佈置下把這個上校從本趕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為不軌的事實，以及足以迫使他離開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託才叫警視廳進行調查的。當時風傳上校和本某夫人（指烏尾夫人。——作者原注）關係很親密。至於使用的是什麼樣的調查方法，這裡就不去記述了，但是當時還沒有抓到什麼真憑實據。因此，我就向上校彙報說:‘原來是收到了匿名信，說某些軍官把進駐軍物資運到本女人那裡去。為了清事實，掌握證據，才進行調查的。結果查明並沒有違法行為，偵查工作就結束了。’“可是過了將近一年——那時我已調任警視總監了——那個上校對我說，我的彙報是一派謊言。據他自己的調查，已經清楚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託警視廳的某人、並以那個人為中心所策劃的陰謀。

“總之，由於這件事，美軍總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報部某科之間的對立加深了。據推測，久山招來了憎恨自不用說，惡甚至波及自由黨總裁吉田本人。

可以說是因果循環吧。罷免問題後來也臨到齋藤國警長官自己的頭上。齋藤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長官給國家公安委員會主席辻二郞打來電話，要求和他會面。辻主席問我:‘這麼突然，有什麼事呢？’我回答說:‘確切的情況不清楚，多半是關於我的罷免問題吧？我這麼覺。’辻主席馬上到增田官房長官那裡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設法‘叫齋藤國警長官辭職’。‘國家公安委員會似乎沒有理由叫長官辭職。政府對這個問題怎樣看？’辻主席這樣反問他。增田官房長官說:‘反正政府認為齋藤君不適宜作國警長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辦。’“辻主席說他沒有理由罷免齋藤。增田長官回答說:請你再考慮考慮這件事。關於今天面談時國家公安委員會拒絕了政府要求這樣一個內容，要嚴加保密，不要外洩。”齋藤長官堅持說他沒有理由辭職，增田官房長官再三再四地齋藤長官辭職。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增田長官中途敗北了，齋藤國警長官留任下來。齋藤這樣寫道:“關於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紛紛，把官房長官說成是個很壞的人，不過至少可以斷言這主意並不是他想出來的。我倒是對前輩增田抱著同情，認為他很倒黴。我在這次事件發生前兩三個月曾經對增田官房長官說，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厭惡的某要人留在他身邊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這話大概也在罷免我這件事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齋藤升寫下了一本好書。從這本書裡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齋藤升之當上國警長官以及要罷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暗鬥。

我認為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把“下山事件”搞個水落石出。

五當時，本內地六個地區都設有與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直轄的“反間諜隊”有關的機關，這六個地區就是北海道、仙台、東京、大阪、福岡和高松。其中，蓋爾申上校的“反間諜隊”機關掌管東京地區——從關東起連福岡地區也包括在內。因坎農少校而出名的坎農機關是東京達個地區獨立的“反間諜隊”下面的特務機關之一。坎農機關還有個附屬機關，有代號，通稱“柿樹機關”各種文件中都把這個坎農機關說成似乎與“下山事件”有關，我卻認為二者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各個“反間諜隊”的秘密機關迸行活動時是絕對不允許暴身份的。後來，坎農機關在製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國特務機關（坎農機關）將本作家鹿地直綁架；由於本輿論憤怒的抗議，次年十二月被迫將他釋放。——譯者注）時，不慎曾把名字暴出來，因而在“反間諜隊”秘密機關當中它可以說是失敗了的。一提到“反間諜隊”人們馬上就把它和坎農機關聯繫起來——目前新聞界的這種膚淺認識還得好好糾正一下。

不用說，情報部是與作戰參謀部平行的機關，它擁有最大的權柄，是明確屬於作戰系統的機關。

但是民政局是佔領局面下所設立的一個軍政機關，屬於所謂的軍政系統。跟任何一個國家一樣，這個軍令機關和軍政機關之間不斷地進行著烈的明爭暗鬥。

美國佔領軍統治本以來，最到頭痛的是如何對付共產黨勢力的問題。如果把佔領本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歷史稱作一部對共產黨進行彈壓的歷史也不為過。麥克阿瑟在本登陸後，最初著手做的是徹底摧毀本依然保存著的舊軍閥系統、右翼系統、右翼財閥等潛在勢力，目的在於把這些一掃而光之後，施以美國式的統治。民政局就是為了把這種國家主義從本清除掉，才藉著“民主化”這樣一個漂亮名義展開活動，動手破壞戰前的秩序體制的。

眾所周知，民政局的代理局長克吉斯運用絕大的權柄來摧毀舊秩序，還打算利用共產黨的勢力。因此，直到戰爭結束時還是個非法政黨、幹部不得不潛入地下的本共產黨，忽然抬起頭來，得到蓬的發展，一九四九年有三十五名共產黨人當選為國會議員。這是共產黨勢力的全盛時期，還聽到“革命時機快要成了”的呼聲。

但是情報部猛烈抨擊民政局的政策，而帶頭開炮的是部長威洛比少將。

自從昭和二十四年（“下山事件”發生的那一年）年初就逐漸處於劣勢的情報部，這時對民政局發動了反攻，並企圖用計把克吉斯和戴克趕掉。我本想把這件事更詳細地敘述一下，但限於篇幅，這裡只想指出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爭奪主導權的劇烈鬥爭形成了“下山事件”的一部分背景。

無論是情報部還是民政局，大概都曾把各自的特務機關或情報機關散佈在本政界的各階層。齋藤國警長官在他的回憶錄中寫著，為了揭發克吉斯的醜事，他曾派人釘克吉斯的梢；及至克吉斯向他提出抗議，他才勉強找一些藉口搪過去。但後來克吉斯把他的謊言一一揭穿，得他不知所措。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警視廳內部存在著情報部派和民政局派的派系之爭；兩派人一方面對自己那一派竭盡忠誠，另一方面儘量玩手段，想把對方打下水去，這是本官僚的特，並不足為奇。

總之，當局不得不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來選第一任國鐵總裁。當局最初考慮人選時，曾向當時的鐵道大臣村上義一商洽過，想請他擔任。但是正如《白皮書》上所追述的，村上拒絕了。按照美軍總司令部的想法，第一任總裁必須承擔一項特殊任務:與本最大的工會——國營鐵道工會展開正面鬥爭，以便把大批職工解僱。因此，他們心目中的第一任總裁大概是以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張白紙似的人最為理想。政府當局提出幾個候選人，但是他們不是聲名狼藉就是受人牽制的，因而情報部和民政局都表示不同意。結果，技術部門出身、毫無政治背景的運輸省次官下山定則被選為總裁了。

如果考慮到第一任總裁的困難處境，下山本該向美國佔領軍當局或吉田內閣提出一定的條件。實際上，下山也透過要提條件的想法。但是正如《白皮書》上所追述的，他終於沒有提。齋藤升在任國警長官時，就立即提出條件；相形之下，不諳政事、或者為人老實的下山從就任時起就真是太疏忽大意了。這就種下了他致死的遠因。

這裡還得寫一點關於實際上決定總裁人選的、負責運輸事務的沙格農的事。

沙格農確實是個缺乏敎養的人。他在美國時雖然只不過是內地一家鐵道公司的職員，可是一來到美軍總司令部，他就大權在握，跋扈起來。當然，沙格農只不過是民用運輸局局長，他具有這樣大的權柄是很奇怪的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背後有情報部部長威洛比少將給他撐。

有些情況使人認為，沙格農起初是站在民政局的惠特尼一邊的。可是，不知怎地，中途他又倒向情報部那邊去了。只要把沙格農是站在情報部一邊的這一事實考慮進去“下山事件”的真相似乎就能瞭解一半了。

沙格農有兩項任務。一項是按照情報部的示意擬定一旦對蘇聯發生戰事時的運輸計劃，另一項任務是開除國營鐵道工會里的進步分子。這任務也可以說就是在國際方面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反對本共產黨。關於後者，如果說這是美軍總司令部在佔領初期播下了種子，到頭來自食其果，也沒有什麼不妥當。因為自從美軍統治本以來，為了便於清除軍國主義而實行的扶植共產黨的方針取得了意外的成果，共產黨員以及擁護共產黨的人在本社會各方面急劇地增加了。在各產業部門，進步的工會也風起雲湧地成立起來了。尤其是自從“二·一罷工”（一九四七年一月，本國家機關和公共企業職工二百六十萬人成立聯合罷工委員會，決議從一九四七年二月一起舉行總罷工。但是罷工開始前數小時，麥克阿瑟下令止。——譯者注）以來，形勢的發展使人覺得共產黨所說的“革命”未必是夢想。連一向被認為比較穩健的國營鐵道工會中，也急劇地展開了尖銳的鬥爭。

這個出乎意料的“成果”使美軍總司令部不愕然。他們親手造成的東西正在變成意外的魔障。得及早想點辦法。這時，在反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及中國）這方面，麥克阿瑟的政策不得不改變，只留下情報部一條線。無論如何也得設法遏制本國內已經強大起來的急進的工會運動。一旦發生什麼變化，還得使本的一切機關能有所準備。為了這個目的，必須趕快使他們親手扶植起來的本民主空氣轉換方向。為此，有必要引起（或是製造出）令人震驚的事件，以便使本人民對“赤分子”產生恐懼。得到麥克阿瑟支持的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大概就是這麼想的。

以七月五的“下山事件”為契機“三鷹事件”、“橫濱人民電車事件”、“平事件”、“松川事件”等相繼發生之後，在情報部與民政局的一場鬥爭中，情報部取得了勝利，民政局裡擁有實力的克吉斯被遣送回國，美軍總司令部發揮一切機能全盤向右轉。只要聯想到這些事實，就可以明白情報部部長威洛比的意圖了。